近日读《春城晚报》，惊闻昆明市城管要最大限度“还路于民”，把市内的报纸书刊“转移到公厕销售”，并预言“相信全市300多个公厕都卖起报纸，是能够满足市民需求的”。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按照理性的数字计算，300多个公厕卖报刊，确实是一张覆盖面较为宽广的网络。可是，据我所知，昆明市区的公厕大多拐来拐去地躲在背街背巷处，报刊杂志又要求在喧嚣热闹的光明正大处销售，两者如何协调？还有，每条街都有厕所吗？厕所的密度有多大，分布均匀吗？另外，现在的昆明全市街道上，究竟有多少个报刊亭？就算全市的300多个厕所点确实可以满足市民阅读和购买报刊的需求，又能这样算账吗？
数字是一回事，实际心理反应是另一回事，如此算账，就太简单了。世界很复杂，人心很复杂，文化更复杂，不是任何事都可以用不动感情的枯燥数字来解释和安排。小学算术就可以解决一切，那么，几百年前，社会就井井有条和一目了然了，不必现在还讨论来讨论去，让城管的同志们日夜辛苦。
中国是有五千年文化史的国家，靠文化立国，文化不只是今日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还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之魂。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报纸和杂志，能够最快捷地传达时代的信息和党的声音，有力地推动尊重和崇尚文化之风，在这种局面下，不问青红皂白，把报刊杂志全部“转移”到厕所销售，好像不太妥当。
今天的昆明市区厕所已经很干净了，不是过去可以凭鼻子闻到的臭气去寻找的厕所，可是厕所毕竟是厕所，文化毕竟是文化。在中国人几千年的观念中，排泄与思考肯定有区别，一时寻“方便”的厕所与阅读报刊杂志的精神生活，肯定也有区别，甚至是重大区别。问题不在于300个公厕是否可以卖报纸杂志，也不在于300个厕所作为报刊销售点数量够不够多，问题在于态度，在于对文化的理解，在于这个行为对全社会人群造成的深刻而长久的心理影响。
我猜想，也许这个把报纸杂志全部“转移”到厕所销售的做法并非昆明首创，是学习外地经验得来，或者是学习外国经验得来。可是，外地的厕所大概比昆明更干净，外国的厕所大概也比昆明干净些。听说日本的“方便者”可以在排泄结束后心情舒畅地坐在东京的厕所里喝咖啡。就算昆明的所有厕所是全世界最干净的“方便处”，三五年内，昆明人恐怕也不会坐在厕所里吃米线。
“到厕所去买张报纸吧，再买一份《读者》的心灵鸡汤和一本《诗刊》吧”，我想，今后的昆明人这样说，会有些难为情。外地经验也好，本地首创的做法也罢，可以发挥创造力的地方很多，可以改进的工作很多，报纸杂志在何处卖？值得研究，更要慎重研究。
“还路于民”不错，但在“还路于民”的同时，把报纸杂志全部“还”到厕所去，动作太大了，社会心理的影响力太深刻了，至少在昆明是这样。报刊亭移到街巷背静处，为什么不可以？在所有的菜场里设几个报刊杂志销售点，为什么不可以？非要厕所才能容纳？做这件事之前，听听群众的意见，开一个听证会什么的，相信不会有坏处。 （春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