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中信大厦的办公室，温元凯向《市场报》记者进述了那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今天重温仍振奋人心的会议。他是参加1977年国务院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最年轻的代表。因为这次会议，温元凯从一个科学研究者变成了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者。
突然成了邓小平的客人
1977年暑假，身为中国科技大学助教的温元凯从中国科技大学回上海度假。有一天，弄堂里传达室的老大爷突然告诉他说有中央办公厅的电报。温元凯一听特别奇怪：我一个小小的助教，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有什么关系？电报通知他到北京开会。但买机票时遇到了麻烦：要单位的介绍信，而温元凯的单位在合肥。后来，还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他安排的机票。
8月3日，在机场迎接温元凯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他告诉了温元凯一个更加振奋的消息：“这次座谈会是邓小平副主席邀请的，明天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开会，开4天，8日结束。邓小平要听大家的意见，你做好准备，要踊跃发言。”
教授检讨 小平皱眉
温元凯第一次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到会场拿到会议资料，打开名册一看，他大吃一惊。这个名单上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其中有北京大学的周培源，清华大学的何东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南开大学化学家杨石先，杨石先当时已经82岁了。此外还有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中国医科院的黄家驷教授，中国农科院的院长金善宝教授，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童第周、王大珩、张文裕等等。
“50岁以下就3个人，40岁以下就我一个人。”温元凯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天邓小平穿了一身军装，神采奕奕。邓小平说，科技、教育已经荒芜一片，他要先管科技和教育，给大家当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尽管提出来”。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33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大家推年纪最大的人发言。“我记得第一个发言的是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观察邓小平的反应，发现他老皱眉头。”温元凯回忆说：“听完他的检讨以后，邓小平要大家畅所欲言。我记得接着发言的是苏步青教授，他总算发了一点牢骚，说自己手下原来有‘十八条罗汉’（助手和博士），现在被下放得一个都不剩。邓小平马上就讲，要给苏老配备助手。中途休息的时候，担任这次会议组织工作的几个人鼓励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要大胆发言，暴露问题，反映问题。我心里就振奋起来。”
“温元凯， 至少采纳你3/4”
“因为我是‘小人物’，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和师长，所以还是没有敢举手发言——当然，我肚子里有很多话要讲。记得是一个下午的时候，我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我还有话要补充。邓小平说可以。”
温元凯就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更高兴了。”事隔30年，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温元凯仍然很激动。
“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
“是方毅推荐了我”
1970年，温元凯大学毕业，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完了以后，又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县办工厂——长征塑料厂。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刘达校长的过问下，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1976年，他在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也再次受到压制。愤愤不平的他想“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中国不可能不要科学。1977年6月，他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他关于“加强基础化学研究”的信以后，立刻给他回信，而且同时通知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要党委支持他的基础化学研究。“后来我才知道，是方毅推荐了我参加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设宴会，温元凯给邓小平敬酒，邓小平对他说：温元凯，你是这次会议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到我这样的年龄一定要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句话激励着我到现在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够很好地为国家、社会、民族做点应该做的贡献。”
深圳最大贡献不是交税，而是为全国改革趟路
记者：深圳特区的功能是什么？它的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李灏：深圳作为改革的实验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不是交多少税、创多少外汇，当然这些都是重要任务，重要贡献，但是最重要的任务、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进行探索，取得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能够让中央做出一个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重大转变提供实践经验。这是最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个实验，即使这个理论大家早都认同了，但是要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没有榜样、没有样子出来，你说可以我说不可以，你拿什么东西来分辨可以不可以呢，有活生生的样子摆在这里，是最有说服力的。所以，对特区人来讲，我们认识到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这是特区敢于率先进行各种改革试验和冒许多风险的巨大动力。
我当时就跟小平同志讲，前新加坡政府总理李光耀对特区评价很多，有三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它是改革的试验场、实验地。深圳特区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实验区，不是这样的话，像深圳这样的小渔村、小县城，全国有几千个，怎么这么重要？第二句话：如果深圳实验成功了就说明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是走得通的。当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种怀疑，你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谁知道怎么搞，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转向了，你还要举社会主义旗帜，走这条道路，无非加个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究竟走得通走不通，要么人家就认为你是挂羊头买狗肉，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嘛。如果是真的，究竟怎么走。你有什么样子做出来啊。李光耀非常敏锐，他就是说，你这个实验成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子是走得通的。
记者：您认为特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
李灏：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时经济上已濒临破产的地步，当时提出来要开放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究竟怎么开放和搞活？很多人到国外考察，有人就提出学外国，办出口加工区。当时决定广东省、福建省先行一步，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按现在的说法，也是科学发展观。把一些重大的设想，重大的方针，让一些地方先走一步，然后根据这个经验，再变成指导全国的方针政策。1979—1984年这段时间，对特区有很多议论，要不要办特区，这个特区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反对声音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作为唯物主义者，他不能过早下结论，特区刚办了四五年时间，当然不能轻易说是成功的。但是他斩钉截铁地说，中央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正确的。意思就是这个试验不能动摇。所以他当时说了这个话，特别是题了词，这是给深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题词。他针对当时的思潮，明确指出，办特区的决心不能动摇。没有小平拍板也不会建立特区，没有小平同志1984年那么坚定的话，我们特区早就收摊了，就不会有后面的实践和经验。
特区只是一个小棋子，后来逐渐认识到它的功能越来越多，既是窗口，又是实验地。实验地是什么概念？实验地的意思是说，整个国家旧的道路走不通了，需要你作为实验地来探索新的道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李光耀就说，我很注意你深圳这个特区，我每年都派人来调查研究，注意你这里的动向，你这个动向究竟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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